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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70年 | 通讯社还能拍电影？******
编者按：
走过70年光辉历程的中国新闻社，在海外新闻文化传播史上创造了许多辉煌业绩，其中有一章是今天已经很少有人了解的电影电视制作。
上世纪50年代到本世纪初，中国新闻社通过南海影业有限公司在海外发行大量自己生产的影视作品，深受欢迎。有许多影片在香港票房长期占据第一位。
本文作者方树勋是中国新闻社电影事业的创始人之一，他生前为我们留下这篇介绍中新社电影电视业务发展状况的文章，虽简略，但珍贵。
1956年，香港华文电影公司的主持人、导演赵一山，希望到内地拍风光纪录片，在当时中侨委的支持下，他们到广东潮汕及海南岛等地，拍名为《月是故乡明》的风光纪录片。反映新中国成立后潮汕和海南岛的风光名胜、人民生活的新貌。片中穿插潮剧《陈三五娘》的片段和海南岛黎族、苗族自治州少数民族的歌舞。接着还拍了舞台纪录片《火烧临江楼》。
嗣后，赵一山希望中侨委能继续支持他们的电影事业，提出由于他们人力有限，希中侨委能组织力量拍片，影片由华文电影公司发行，以这样的方式支持他们。经中侨委领导研究后，此事最后主要由中新社负责筹划。
“十八条好汉”白手起家
中新社不是电影制片厂，拍电影对中新社来说是新生事物。在电影工作人和器材等方面，是一穷二白。首先是解决干部和器材问题。
1958年，社领导从图片部调出吴岳搞摄影。因为吴岳在泰国时就从事摄影工作，擅长拍摄人像并获得好评。在这基础上，电影摄影较易掌握。另外从社办公室调出谷雷鸣。谷在话剧表演上有一定的基础和才能。还从专稿部文艺组把我调出，主要负责编写剧本。或许是由于我在香港曾参加过电影工作，还同《大公报》《文汇报》一些对电影有兴趣的朋友一起从事过影评工作，和电影界人士有交往，对片场的情况也有些了解的缘故吧！
这几个人调集后，在吴江和谢石基同志的具体领导下，开始做准备工作。吴岳到潮汕拍《诗歌的海洋》，谷雷鸣跟赵一山一起，向他学习导演工作。我到福建采访，准备写反映侨乡新晋江(后改为福建风光)的剧本。
此后陆续调来一些同志，组成电影队。到1962年止，电影队一共18人。因为拍出了不少影片，当时这支队伍被戏称为“十八条好汉”，可能是有点褒义吧！
不计较得失，不追求名利
电影队人数少，都未正式从事过电影拍摄工作，但在短短几年时间里，特别是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能完成几十部电影的拍摄，的确是奋力拼搏的艰苦历程。
大家对电影这门新鲜的工作有兴趣，有敢于大胆探索追求的勇气。全心全意想把这工作搞好。长年在外，不怕艰苦，不计较得失，不追求名利，在所有的影片上基本没有署上真名。
大家在工作上没有经验，都是一张白纸，但白纸上可以画出各具特色的画面。大家都知道自己的不足，能够虚心刻苦地学习。在干中学，在学中干。在实践上逐步总结出经验，从幼稚逐步走向成熟。
风光纪录片+戏曲艺术片
从1958年到1964年，中新社电影队(后改为电影组)共拍摄了二十多部风光纪录片，八部舞台戏曲艺术片。
这个时期拍摄的风光纪录片主要包括：《诗歌的海洋》《故乡行》(福建风光)《美丽的三江》《北京漫游》《万里长城万里长》《芦沟桥畔》《泰山南北》《齐鲁英豪》《西双版纳》《末代皇帝溥仪》《苏州姐妹》《广西风光》《四邑风光》等。
1959年到1963年拍的戏曲艺术片有八部：《西厢记》《丝线姻缘》《胭脂记》《并蒂莲》《云中落绣鞋》《孟丽君》《珍珠塔》《姐妹易嫁》。
上述风光纪录片和戏曲艺术片，向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介绍祖国各地风貌和地方传统戏剧艺术，使关心新中国的观众，增强了向往祖国的信心。
发展壮大写下新篇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经历“文革”尘封多年的中新社早期电影重见天日。
1978年，在京一些部门，纷纷向中新社借出戏曲片《云中落绣鞋》《珍珠塔》《姐妹易嫁》和一些风光片到单位放映。后来所有的影片都交电影发行公司保存。《云中落绣鞋》《珍珠塔》《姐妹易嫁》等影片，也经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放映。
1978年，中新社建制恢复以后，又成立了电影部，还组建了以吴江为董事长的“南海影业公司”。在电影部和“南海影业公司”的努力下，中断了十多年的中新社电影重新起步。不但拍风光片，还拍摄了由凌子导演的《原野》；凌子风导演的《春桃》；韩兰芳导演的《精变》等受观众欢迎的故事片。
▲1981年，中新社电影部(南海影业公司)导演凌子根据曹禺先生名著《原野》改编的电影投入拍摄。图为曹禺先生与影片男主角杨在葆、女主角刘晓庆。中新社发 金兆龙 摄此外，还开创了和外国及台湾影业人士、港商合作拍片的业务。合作的影片有《龙的精神》《北京故事》《八千里路云和月》《南拳王》等十多部。在欧、美等二十多个国家和港澳地区放映，很受欢迎，颇有影响。
▲图为1987年，凌峰(左一)与中新社伙伴王楠(右二)一起拍摄《八千里路云和月》1985年，中新社电影部扩大为电影声像部，业务大为发展，拍出几十部影视片。
中新社采取与外国及港、台人士合作拍片的方式，同时拍出了多部影视片，使他们进一步认识中国的现实，增强对中国的认同和向往。
社会的发展，世界面貌日新月异，相信中新社的影视会写出新的历史篇章。
作者：方树勋(曾任中新社新闻部副主任、报刊室主任)
东西问 | 海因茨：麻将如何成为现代美国文化的一部分？****** 中新社北京11月16日电 题：麻将如何成为现代美国文化的一部分？ ——专访美国俄勒冈大学历史学教授安妮莉丝·海因茨 作者 高楚颐  近日，国际麻将联盟和中国棋院杭州分院共同成立了麻将运动技术等级评定中心，同时出台了《麻将运动技术技能等级评定管理办法》。这意味着，任何一位普通麻将爱好者都可以注册成为麻将项目运动员，并通过各种赛事不断考级升级。 在海外，麻将也深受各国人士的喜爱。美国影视演员茱莉亚·罗伯茨(Julia Roberts)曾在做客斯蒂芬·科尔伯特(Stephen Tyrone Colbert)的脱口秀节目时，表达了她对麻将的疯狂热爱：“麻将的魅力在于通过随机抓牌展现出在混乱中创造秩序的内涵。”前美国职业篮球运动员沙奎尔·奥尼尔(Shaquille O'Neal)曾在春节期间到中国打麻将，并深谙游戏之道。 如今，麻将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据不完全统计，世界各地有40多种麻将游戏，每种都形成了特定的互动和娱乐文化。如美式麻将、日本麻将竞技锦标赛、菲律宾万灵节的墓地麻将习俗等。2021年，《麻将：中国游戏与现代美国文化的形成》一书在美出版，该书记录了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各地唐人街上就充斥着不绝于耳的麻将洗牌声。1937年，美国麻将联盟成立，主要负责进行游戏规则的仲裁，并由最初32名注册会员发展至如今超过35万人。 近日，该书作者、美国俄勒冈大学历史学教授安妮莉丝·海因茨(Annelise Heinz)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栏目专访时表示，麻将在全球声名鹊起的百余年中，已成为一种跨越性别和种族的游戏，对在多种社交空间架起桥梁发挥着独特作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现代美国文化的一部分。  《麻将：中国游戏与现代美国文化的形成》一书。钟欣 摄麻将何以在美流行？ 如今，麻将游戏遍及全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欢迎。 安妮莉丝·海因茨介绍，自己曾在中国云南大学任教，并在生活中学习打麻将。“麻将凉爽、光滑、手感沉重，碰撞时发出的声音和其精美的设计立刻吸引了我。”安妮莉丝·海因茨认为麻将不仅是一种有趣的游戏，更提供了感官上的满足。随着深入研究麻将的历史，可以明确的一点是，麻将让人们走到了一起。 据介绍，麻将游戏始于19世纪的中国，20世纪20年代，一位名叫约瑟夫·帕克·巴布科克(Joseph Park Babcock)的美国人把麻将带到了美国，一度受到广泛欢迎。他还撰写了一本名为《麻将规则》的小册子在美出版。该书也被当时的美国读者亲切地称为“小红书”(red book)。到20世纪中叶，麻将已成为美国休闲文化之一。 安妮莉丝·海因茨表示，麻将流行的原因有很多，这与麻将游戏的独特体验和麻将承载的文化因素有关。麻将带来感官愉悦的同时还融合了运气和技巧。在确定和不确定间达成“和”牌(胜出)。这种“琢磨”和“取舍”的游戏让人上瘾。在中国，有种说法是麻将中的“饼、条、万”等符号象征着“儒、释、道”，14张牌执掌乾坤。 除了这些特点，麻将游戏在20世纪20年代作为一项新兴社交游戏活动被美国的公众所认知。它激发了许多美国人的想象力，因为人们对中国的看法十分广泛，包括对中国文化的神秘印象。 安妮莉丝·海因茨介绍，麻将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流行后，中国的新精英阶层将麻将介绍给了美国商人和旅行者。对他们来说，麻将很快就起到了社交和娱乐的作用。“你可以与多名玩家一起游戏，并可在洗牌和码牌时兼顾聊天与沟通，这就使麻将游戏成了建立人际关系的有效工具。” 随着麻将在全球风靡，麻将热潮不断唤起人们对中国的好奇心。他们通过麻将，想象并寻求与中国的联系。“中国的改革者、华裔美国人和美国白人评论员都在争论麻将能代表什么，不能代表什么。而我最感兴趣的是人们为什么以不同的方式解读麻将，这表明了他们对真正的中国文化有着怎样的理解和期望。”安妮莉丝·海因茨说。  美国妇女们在打麻将。视觉中国供图“麻将已成现代美国文化的一部分” 从20世纪30年代末到20世纪60年代初，麻将游戏经历了不断的变化。迄今为止，有一定影响力的“改编”是由全美麻将联盟推出的“美式”麻将。安妮莉丝·海因茨介绍，1923年，随着美国市场对麻将的需求越来越大，中西方商人在上海开办了大型工厂，用手工工艺进行标准化生产。“麻将兴起标志着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交往发生了重大变化。”安妮莉丝·海因茨说。 随着这股热潮，纽约的塑料制造工厂也开始面向美国市场进行麻将生产。随着工厂的发展与这种独特的区域性游戏形式确定，美国麻将逐步发展成为一种美国国内产业。 “麻将游戏衍生了不同的文化呈现，包括20世纪20年代的曼哈顿联欢晚会、30年代的唐人街、50年代的犹太社区等等。”安妮莉丝·海因茨在书中写道，麻将的历史描绘了美国文化的多样性，能够吸收更多的异域文化。无论是对祖籍故土的思念，还是对异域风情的新奇体验，抑或是对国际化的美国现代性体现，麻将为唤起人们对中国的想象提供了一系列可能。通过麻将，人们建立了一种归属感，向往加入那些拥有共同财产或正在形成共同身份的人群，揭示了深刻的美国经验。 “麻将在全球声名鹊起的百余年中，已成为一种跨越性别和种族的游戏，对在多种社交空间架起桥梁发挥着独特作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现代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安妮莉丝·海因茨说。  美国纽约，潮人展示麻将外套。视觉中国供图华裔美国人在游戏中寻找身份认同 20世纪30年代，麻将在中国和海外都被称为中国的“国民游戏”。许多美国华裔接受麻将，因为它兼具中美特色。唐人街将麻将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方面进行商品化营销，同时也利用麻将为美国华人创造了一个相互交流的种族空间。 “华人青年将麻将牌作为美国时尚以及中华文化的象征，他们由此既能接受由中美两国因素构成的身份认同，又不必在这两种身份因素间做出选择。”安妮莉丝·海因茨表示，今天华裔美国人的麻将文化已更加深厚和多样。农历新年仍是一家人一起玩麻将的日子，社区中心也会定期为退休人员举办此类游戏。2018年的大片《疯狂的亚洲富豪》(Crazy Rich Asians)中就出现了一个醒目的麻将场景，它提升了年轻一代对麻将的兴趣，并再次展现出麻将的国际化魅力。 “一旦这个游戏有了世代相传的传统，那么新一代人也很可能会喜欢它，并传承下去。”安妮莉丝·海因茨说。 麻将促进不同族裔间交融 “在20世纪，麻将‘美国化’的进程，也反映了个别社区融入美国的进程。”安妮莉丝·海因茨介绍，麻将交织在曲折的历史中，对美国确定自身多种族的特性及不同种族融合的可能性发挥着独特作用。 华裔美国人利用麻将帮助他们在差异性和归属感之间找到联系；日裔美国人在20世纪20年代第一次接触麻将，并在二战中将其作为一种急需的娱乐形式再次关注；对于犹太裔美国人来说，麻将游戏帮助他们创造了新的文化规范。麻将作为一种游戏，其吸引力和多样的形式跨越了阶层、族群和地域的界限，为大众所接受。  外国友人参加麻将大赛。视觉中国供图安妮莉丝·海因茨指出，一个多世纪以来，麻将的文化意义随着每个时代的社会、人口和技术的变化而不断演变和多样化。今天，麻将在数字世界创造了更多可能性。收藏家以及寻找文化根源的年轻一代等正推动着麻将更加有趣与包容。 “我很高兴麻将在美国和其它地方再次流行起来，也希望麻将继续繁荣发展，走向未来。”安妮莉丝·海因茨说。(完) 受访者简介：  安妮莉丝·海因茨(Annelise Heinz)，俄勒冈大学教授、历史学家，《麻将：中国游戏与现代美国文化的形成》作者。她的作品曾被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华尔街日报》、《时代》、香港《南华早报》等媒体报道。曾于中国云南大学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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